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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最近的研习活动中,老师们普遍希望了解,究竟应该怎么解读教学文本?就我来说,像在学校讲课那样“开中药铺”吧,一来我没有“中医执照”,二来也觉得有些隔靴搔痒,所以,就选择分享一下自己的学习体会。但事后思忖,可能没有说清楚?好在,可以重新说说看。
曾有人给我安过一个标签儿,说我是“传统主义者”。乍听之下我的反应是,我怎么够得上有标签儿呢!不过,即便是这样,我反正是还没做到跳出来,所以分享的体会可能缺乏反思。
其实,无论是解读教学文本还是上课,是不是彻底清楚了,还存不存在问题,自己心里最有数。只不过有时候,我们没有去面对自己的心——这是我很早体会到的,所以就我来说,解读最首要的是把自己的体验和想法尽量搞清楚。当然,这只是我进入解读的第一步,后面可能需要参考别人的经验,可能需要某种我们常说的“理论视角”,等等。
拿一个脍炙人口的例子来说明。朱自清的《背影》,七十年来一直为两岸三地的基础教育语文教材共同选录,确实,只要是中国人,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无不或多或少地泛起些情愫,或情绪上的波动。那我就想知道,它的魅力在哪儿?读书的时候这个问题我想不明白;后来还做了一个很小的调研,发现中学生预习这篇课文的时候,最想知道的也是这个,但第二天去上课,等啊等啊,等到都打下课铃了,老师也没告诉。后来是有一次上着上着课,忽然明白了!简单地说,父子关系恐怕是我们这个民族每一个人的成长主题中最大的张力:抚育与超越、规训与挣脱……每家每户每人的故事又都不一样,因此,共鸣当中又有各自的滋味——我是这样想,后来就有专业人员的分析了。
叶圣陶先生曾说:论到文体的完美,文字的全写口语, 朱先生应该是首先被提及的。这个我是没想多久就理解的,比如,《背影》的第一句话说“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”,读着难道不别扭么?正常的语序不应该是:我与父亲已经有两年多不见?了解了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、别扭就能明白,这里要表达的不是难相见,而是就不见。
朱自清是唯一一个在语文教材里被称为“散文大家”的作家,不仅如此,他的《〈诗〉言志辨》大概不仅是研究《诗经》的必读文献,凡研究传统诗学者都得读。他在清华大学上课的时候,窗台上都挤满听课的学生;到西南联大,他开设过一门关于六朝诗学的课,上课的是季镇淮和王瑶。如果说,他给新中国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建设培养了两块基石,这个话应该不算夸张。那么,为什么在现代文学的传统谱系中,他只算二流?这不仅是现代文学专家的态度,到二十世纪末,作家里也有给他的作品指瑕的。至今,我自觉对这个问题还没搞清楚,只是了解到:他在《荷塘月色》里说,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是在江南的朗日下如诗般地劳作,所谓“妖童媛女,荡舟心许;鷁首徐回,兼传羽杯;棹将移而藻挂,船欲动而萍开。尔其纤腰束素,迁延顾步;夏始春余,叶嫩花初,恐沾裳而浅笑,畏倾船而敛裾”。但现实中,却只能在月色下的荷塘短暂地徘徊,享受一会儿“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”的时光。在另一篇文章《哪里走》当中,更是直抒胸臆地表达了如题的郁闷,但像鲁迅、茅盾,都有很明确的态度和想法。
但无论他们的哪一位,都能让我们感受到直抒胸臆的,我手写我口、我口表我心的感染力,就好比,能引吭高歌是大前提,技艺可以练——这是把自己的想法搞清楚所带来的一个附加体验。
我是觉得,这第一步不可或缺。曾有学生拿给我怎么做文本解读的文章,说教师可以从学科角度、学生角度、教育角度、教学角度等等向度去解读。那我想象,如果老师一接触解读对象就照着这些角度做,即便是一一地把答案都码齐了,也还是没有从自己的思考出发,也就无法触及最深的体验,这意味着,我们既无法与学生的各种解读状态共情,面对他们的阅读需要,可能也难以提供充分的帮助。
但是近几年,对自己的这个想法也有怀疑。我原本以为,困难只在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向——这是困扰我多年的,但最近发现,不面对自己的困扰或问题,或者仅仅被动地承担外部压力,这才是常态?而且这也有道理上的支持——人的大脑都有惰性......,如果说,被动才是整个文化环境的常态,那我近几年在研究的优秀教师的经验,他们主动面对自己、自觉思考、积极接受外部挑战的专业奋斗和成长,意义是什么?
在此基础上,解读文本也好、备课也好,肯定要参考资料,我的体会是,参考的目的不在用别人的,而在搞清楚自己该做什么?两代小学名师对《月光曲》的解读,应该能说明这个问题。
《月光曲》是丰子恺先生根据德国的一个传说编译的散文,是小学语文教材里的经典篇目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,教参对这篇课文的解读是体现了贝多芬对普通人的同情。然后,霍懋征老师将“同情”说改写为“知音”说,这不仅是她个人教学上的重要成果,对教学文本解读也产生了普遍的影响。她的改写缘于对如下情节的解读:盲姑娘听完贝多芬弹一遍她总也弹不好的、贝多芬自己的曲子后,激动地说:弹得多纯熟啊,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?能把名曲弹好的钢琴家不乏其人,何以能够猜到是贝多芬本人?这时候,霍老师引入了讲述俞伯牙和钟子期故事的一段古文,引导学生体会了“知音”的意义。
到蒋军晶老师再打磨的时候,就发现,现在的学生自读就能理解,体现在贝多芬和盲姑娘对话里的“知音”关系;而他仍不解、学生也没多想的问题是:为什么是《月光曲》?贝多芬的创作灵感、创作冲动是怎么来的?这就又在“知音说”的基础上再翻新意,提出了“灵感说”。这是不是就说尽了?自然不会。比如,蒋军晶老师自己在“教后记”里就说,还可以更充分地发掘文章最后对月光下大海的描写,与乐曲之间的情感联结。我曾经借助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一本博士论文试了试,觉得很有意思!再者,统编教材后来又选了丰子恺先生另一篇散文《白鹅》,两厢比较比较,当可大大提高学生的鉴赏力。
最后想说的是,解读教学文本,似乎不必动辄联系实际。责任心让老师们往往赶紧就想:怎么把这些东西交给学生,让学生学到点儿啥?但我的体会恰恰是,尽量不要从文本里“掉出来”。就好比,观赏芭蕾舞是沉浸在对舞美、乐美、剧美的欣赏当中,如果一边儿看一边儿想的是,这女的得多瘦,才能让人举得起来——这就“掉出来”了。那有的老师不解:不联系实际怎么教育学生?用个简单的例子说。比如茅以升的《中国石拱桥》,算是一直入选教材的应用文经典,最少最少,也得用一课时来讲。其实不必。老师给提两个问题让学生自修,然后写个报告,知识、写作、思想教育就都有了。这两个问题就是:题目“中国石拱桥”和文章之间,是怎么呼应的?文章最后作者说:这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。按说,“勤劳和智慧”作为并列式短语,前后两个词可以互换,在这里可以么,为什么?再预备个难一点儿的话题:这话从一个桥梁学家的口中说出来,意义是什么?这算解读得很充分了。那有的老师就质疑了:难道一点儿都不提说明的顺序、说明的方法么?方法是跟着意向走的,割裂地、死记硬背地学说明的顺序说明的方法并不管用。
实际上,联系实际并不像短跑那么直来直去。曹雪芹塑造了林黛玉这么一个病入膏肓的小姑娘,还把她写得那么美,美在哪儿?美在即使寄人篱下、重病缠身,况且心似比干还多一窍,却不卑不亢、不改其志——她自始至终不都坚持了“目下无尘”的原则么。那如果联系实际的话,老师们自己能做到么,能坚定地教导学生这样做人么,怎么教?到这一问,其实就还得绕回来,还得回到文本里,不但把一字一句、方方面面搞清楚,而且尽量多得熏陶,渐渐才会有一定的审美态度、审美能力……
附带想说的是,我举的例子都很传统,这可能与观念有关,但也反映了我习得的一个方法论。譬如说,有传媒大学的专家谈《狂飙》,说看过《教父》就知道,《狂飙》没啥的——很多年前,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就撰文谈过“原型”的意义,简单地说就是,经典能打下“精神的底子”,供人举一反三、闻一知十,而不必看什么都新鲜。我的一个学生,去年曾为了准备一个公开课,让我给说说;我给了一个思路,效果很好。今年又拿另一篇课文来问我,我就说:我给你的那个是够用一辈子的呀?!恍然大明白。
语文教育教学关于教学文本解读的传统经验非常朴素,就是备好教材、备好学生。这么多年后我觉得,我们不过是变着法儿地解读这个经验罢了。在这两个方面当中,老师得尽量提高教学文本解读的效能,好腾出手来,把工夫好好下在“备学生”上头。为什么呢?因为教育教学实践的对象不是文本,严格意义上说,也不是学生这个人,是学生在学习实践中的经验和成长。
王倩,曾任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(语文教育学学科)、教师教育学院,副教授职称,硕士研究生导师,学科带头人。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质性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,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育学分会理事、学术委员,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学分会学术委员,北京市语文教育研究会学术委员。
编辑:寒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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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:读写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