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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古代学校，“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”。后来，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，学校又被称为书墅、私塾、学堂等。在学校上学，主要是学语文。我国现代意义上的“语文”，独立设科于20世纪初（1904年元月）。在此之前，一直上溯到西周学校产生以后，其间漫长历史时期内的语文教育，我们称之为“古文教育期”。古代的语文教育是广义的语文教育，文、史、哲不分，甚至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也不分，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。从春秋战国末期起，经秦汉、魏晋南北朝、隋唐五代、宋元明清等朝代，前后近三千年。
万山磅礴，必有主峰。如果说语文教育是一座高山，那么阅读教学则是其主峰。阅读教学有很多方法，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史上更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宝贵的经验，可供我们借鉴。现略述如下：
读，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一条基本经验，是积累知识的重要途径，正所谓集腋成裘、厚积薄发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在我国曾有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做诗也会吟”的说法，这就是说，读得多了，就能理解文章的意义；读得熟了，就能学会文章的写法。古人云：“读书百遍，其义自见。”朱熹解之为“读得熟，则不解说自晓其义也。”这说明，读是理解文章思想内容和形式的基本方法。所以，古人提倡多读、熟读、细读、苦读，从读的作用来强调这一方法的重要意义。此外，古人还认为熟读文章，作文就不会感到困难。唐彪说：“文章读之极熟，则与我为化，不知是人之文，我之文也。作文时，吾意所欲言，无不随吾所欲，应笔而出，如泉之涌，滔滔不竭。”从读法的角度看，朗读则是最佳的方法。朗读的表现形式是用明朗清晰的有声语言转换书面的文字语言，其过程就是探寻文字语言义蕴的过程。朗读可以感受文字作品中准确的词语概念、生动的语法修辞、巧妙的构思布局、感人的情景描写、严谨的逻辑序列、优美的韵律配置，帮助读者以声解义，并领略文章的精妙之处。朱熹对朗读有要求，他说：“须要读得字字响亮，不可误一字，不可少一字，不可多一字，不可倒一字，不可牵强暗记。”朱熹为什么如此关注“读得字字响亮”，而且要做到不误、不少、不多、不倒一字呢？这是根据汉字特点所决定的。汉语源于孤立型语言，具体说来，就是以字为单位，一个字兼具了形、音、义三码合一的功能，又有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于其中，所以，每个字都有丰富的内涵，都必须予以关注，不可有误。
为了避免读书之法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弊端，古人在阅读学习方法上又强调了“思”。孔子有“学而不思则罔”的名言，意思是一味读书而不思考，就如同走进了迷宫之中，会被书本牵着鼻子走，而失去了主见，所谓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，便是此意。孟子云：“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”读书时要有自己的理解与观点，死读书非但无益，反而有害。阅读中最大的危险就是令自己的大脑成为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。关于读书，朱熹有“三到”说：“余尝谓，读书有三到，谓心到、眼到、口到。心不在此，则眼不看仔细，心眼既不专一，却只漫浪诵读，决不能记，记亦不能久也。三到之中，心到最急，心既到矣，眼口岂不到乎？”阅读是从文字符号中提取意义的心理过程，朱熹的读书“三到”说正是基于阅读的生理机制提出的。他认为，读书要充分调动人的手、眼、耳等感官，方能使阅读获得全方位的效益。当然，阅读从根本上来说，是心智活动，因此，朱熹又说“心到最急”。王夫之对阅读中的思考也有自己的看法，他认为“学”与“思”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。他说：“学非有碍于思，而学愈博则思愈远；思正有功于学，而思之困则学必勤。”此话的意思是：学习的内容越是广博，则思考能走得越远；而当思考遇到困难时，则学习必然更加勤奋。当然，在学与思之间还要有一座桥梁，古人认为就是“疑”。陈献章说：“前辈学贵有疑，小疑则小进，大疑则大进。疑者，觉悟之机也，一番觉悟，一番长进。”质疑可以使教师的教学更有的放矢，可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文。可以促进学生主动探究，敏于发现，可以激活学生的思维。越是敢于质疑的学生，其主体作用越能得到充分的发挥。
创造“学问”一词就已表明“问”的重要意义。要得到学问，必须既“学”又“问”。王充说：“不学自知，不问自晓，古今行事，未之有也。”唐彪认为，二者相比“问尤紧要”，说“天下无不问而自知之理。”所以，教师鼓励学生提问，就是鼓励学生开动脑筋去思考。学生从提不出问题，到产生问题是一大进步；不断提出问题，不断解决问题，学习才能深入，认识才能提高，知识才能得到丰富。朱熹说：“若用功粗卤，不务精思，只道无可疑处。非无可疑，理会未到，不知有疑尔。”他认为，学习过程就是从无疑到有疑的过程。唐彪的意见完全与此相同，他认为：“有疑者看到无疑，其益犹浅，无疑者看到有疑，其学方进。”这样学下去，学生的阅读能力就会逐步提高。当学生不善于提问时，教师可以提一些问题问学生。王筠说：“为弟子讲授，必时时诘问之，令其善疑，诱以审问。”唐彪还主张“驳问”。一种是：在学生复讲过程中，教师加以“驳问”，“层层驳问，如剥物相似，去层皮，方见肉，去层骨，方见髓，书理始能透彻，不可忽见大意，即谓已是也。”另一种是：教师讲解时，学生向教师提出驳问，他说：“先生所讲未彻处，弟子不妨心己见证之。或弟子所问，先生不能答，先生即宜细思，思之不得，当取书考究，学问之相长，正在此也。”不论是提问还是驳问，其目的都是为了打开学生的思路，启发他们自己提出问题，分析问题，解决问题，提高阅读能力。怎样才能做到“问得好”和“答得好”呢？《学记》中用两个比喻来说明：“善问者如攻坚木，先其易者，后其节目，及其久也，相说以解。不善问者反此。善待问者如撞钟，叩之以小者则小鸣，叩之以大者则大鸣，待其从容，然后尽其声。不善答问者反此。”说明提问题应由易到难，逐步接触到关键问题，以启发答者深入理解。回答问题时要认真领会问者意图，根据要求去思考、回答，如果善于答问，教学将事半功倍，不善于答问，则事倍功半。
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特别注重背诵。因为背诵是加强记忆，巩固知识，深入领会课文，提高读写能力的重要手段。从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，到《古文观止》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无一例外地要求学生诵读如流。背诵成为传统语文教育中最基础的“硬件”。在书院和私塾里，教师有声、有色、有情、有韵的范读后，要求学生微闭双眼，轻声吟诵，要读出文气，读出感情，并且当堂背诵，下次上新课前，还要检查学生旧课背诵情况，背得不熟不上新课。古代教育家对“背”也有很多论述。朱熹说：“教人读书须成诵，其道学第一义。诵数已足，而未成诵，必欲成诵。”学生背诵，教师还要认真指导。唐彪说：“凡经书文章既解者，必宜令学生复解始背，用心参究，不然，模糊错误居大半矣。”由于书熟口滑，学生背诵时多出现遗漏字句或字句错乱的现象，为此，唐彪提出要求：“学生背书，必须使其声高而缓，先生用心细听，则脱落讹误之处，了然于耳，然后可以记其脱误，而令其改正。若声轻而且速，则不及察矣。又有书不能背，倩同堂之人哄然读书，以乱师之听闻者；又有书不能背，将所读之书，或书之掌中，或书于片纸偷视而背者。凡此诸弊，为师者亦当时时觉察也。”在背书中，学生作弊现象当然不会很多，但如果教师不注意，就会纵容学生的错误行为，很可能贻误其终身，所以，教师在检查学生背诵时，态度一定要认真，这样才能起到促进的作用。少年儿童如“日出之阳”，朝气蓬勃，精力旺盛，他们智窦初开，求知心切，善于记忆，此时背的，如石上刻的。农时不可违，学时也不可违，趁他们记忆的黄金时期，多花点精力用在背诵上，将会受用终身。
吟,指用唱歌似的音调来诵读作品，从而感受作品的思想内容和韵味情调的阅读方法。王守仁说：“讽诵之际，务令专心一志，口诵心惟，字字句句，?绎反复。抑扬其音节，宽虚其心意。久则义礼浃洽，聪明日开矣。”吕坤说：“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，歌诗一章。择古今极浅极切、极痛快、极感发、极关系者，集为一书，令之歌咏，与之讲说，责之体认。”这里的“讽诵”、“歌”、“歌咏”就是吟。我国古代蒙学语文教育基本方法就是吟，学生或摇头晃脑低声吟诵，或手舞足蹈放声歌唱。何以这样吟唱？其目的是以声入情，因声求义，在吟唱中探寻作品的艺术魅力，进入作品所表现的艺术境界，品味作品所蕴含的情感，领会作品的意义。另外，教师声情并茂吟课文时，声韵的流动，成为知识信息和思想感情的输出载体，也可以把悠远古朴的风味，作品的思想情感，古人的喜怒哀乐，幻化为一种朦胧缥缈的情绪气氛，布施于学生心田，弥漫于教室空间，这可以叫做特定环境中的特定情感效应。古代书面语言作品都是文言文，文言文朗读的困难在于它字少意深，音单义广，难以补定；它一词多义，句法简奥，难以准确；它时过境迁，语焉不详，难以晓畅；它词异声同，一字多音，难以显露；它快读失字，慢读失气，难以控制；它文无定势，稍纵即逝，难以体味。所以，只有吟才能克服这些障碍。中国历代诗家文人是擅长吟的，一切的风流倜傥在吟中发挥得淋漓尽致，“诗三百”可以说就是吟出来的。庄子曾“依树而吟”，曾子曾“为梁山吟”，孔明曾“好为梁父吟”。四唐时代，诗家如群星璀璨，诗圣诗仙们的吟咏嗟叹，早已成为千古绝唱。其后的宋元明清，诗家文人相继出现，他们集会结社之时，酒酣耳热之际，或吟啸山水风月，或咏歌世态人情。由此观之，诗是吟出来的，又常常以吟表现之，吟乃诗家文人的常用表达方式。
“不动笔墨不读书，不经三思不求教。”这是治学名言。说到读书，方法很多，其中“圈”就是“动笔墨”的一种常用方法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很多文学批评家都使用过“圈”，在作品的妙处加以评价，金圣叹圈过《水浒传》《西厢记》《左传》，脂砚斋圈过《红楼梦》，毛宗岗圈过《三国演义》。曾国藩有箴言，在家书中告诫儿子学习要看、读、写、作四者皆备，不可缺一，强调动手读书的重要性。在《早年修身十三条》中，对读书和读史都有要求。读书：“一书未点完，断不看他书。东翻西阅，都是徇外为人。”读史：“每日圈点十页，虽有事不间断。”圈是一种传统的笔读方法，，也叫符号标注法。指阅读时，利用一套能代表某方面的理解意义的符号在字、词、句、段上圈点勾画来帮助阅读的方法。圈的过程，是读、思、记的组合过程，可促进理解，可增强记忆，可培养仔细阅读的习惯。王筠说：“使学生圈之抹之，乃是切实功夫，功夫有进步，不妨圈其所抹，抹其所圈；不是圈他抹他，乃是圈我抹我也。”圈点勾画，要在理解文章的基础上进行，要根据每次阅读的目的来运用有关的符号，目的不同，符号不同，标画的重点也就不同。朱熹就很爱用各种彩色笔做记号：初读，有体会的地方用红笔画出；再读，把体会深的地方用青笔画出，以后再用黄笔勾画；三四番后，又用黑笔勾画。他认为这样能“渐渐向里寻到那精英处”。程端礼在《读书分年日程》一书里就要求十五岁以前的学童，读书要自己断句和加标点，并且圈出多音字、假借字；十五岁以后读经书要用不同颜色的笔加批注和注解。在他书院里念书的学生都得掌握这项基本功。
抄，是一种重要笔读方法，它以抄录读物原文为特征，可以帮助理解，增强记忆，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学风。抄一般有三种做法：（1）全录。对珍贵难寻的资料，全文照抄，以备研读使用。(2)摘抄。按照需要有所选择地抄录。如摘抄文章的警句、重点、要点以加深对内容的理解；摘抄生动优美的描写句子以丰富自己的词汇；摘抄新鲜奇特的事例和想象瑰丽的诗行以开展自己的思路等。(3)专题摘抄。列出所要研究的专题，在各种文章资料的阅读中，广抄博录，兼收并蓄，便于研究比较，综合概括。前人有很多关于抄的论述。朱熹说：“小有疑处，即便思索，思索不通，即置小册子，逐日抄记，以时省阅，俟归日逐一理会，切不可含糊护短，耻于咨问，而终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。”我们不妨把这样的方法称为“疑问整理法”。读书中的疑问，并非为疑而疑，而是推动进一步思考、理解的台阶，所以，这样的台阶积累得越多，就越对后续的发展有利。李光地说：“凡书，目过口过，总不如手过。盖手动则心必随之，虽览诵二十遍，不如抄撮一次之功多也。”这段话生动地阐述了抄读的益处。宋濂说：“余幼时即嗜学。家贫，无从致书以观，每假借于藏书之家，手自笔录，计日以还。天大寒，砚冰坚，手指不可屈伸，弗之怠。录毕，走送之，不敢稍逾约。以是人多以书假余，余因得遍观群书。”这是一段广为人知的读书佳话，“书非借不能读也”，宋濂借书，使他得以遍观群书，手自抄录，又令他深入理解。学习条件好，当然是好事，会有助于学习。但学习条件差，也不一定就会影响学习，借书抄读就是克服学习条件差的好方法。艰苦反而能磨砺人的意志，宋濂抄书苦读，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。
习，是在语文学习中，为巩固和深化所学知识而采用的一种学习方式。语文学习是循序渐进、逐步深化、具有阶段性特点的发展过程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新旧知识的相互联结和自己知识结构的不断完善，往往取决于语文复习及其方法的正确运用。古人是很重视复习和练习的。孔子说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这句话强调两点：一是旧知识是需要经常复习的；二是复习不是原地踏步，而是在融会贯通之后能产生新的见解。颜元说：“讲之功有限，习之功无限。”学习贵在实用，所以必须通过习才能达到，不能只靠听别人的讲解、传授，因为讲的功能是有限的，而习的功能是无止境的。学习，归根到底是靠学习者自己的习练实践，才能内化为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和能力。颜元还说：“思过，读过，总不如学过。一学便住，也终殆，不如习过，习两三次，终不与我为一，总不如时习，方能有得。习与性成，方是乾坤不息。”什么是学习？颜元在这里做了极富个性化的解释。按他的意思，所谓学就是效法圣贤行动的过程；所谓习，就是反复练习以巩固其所学得的行动之过程。所以，思过、读过，不如学过；一学就停下，则不如习过。习两三次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经常地习行，才能形成自身的品格。这样，方能自强不息。颜元强调在学与习的过程中都应以行动为中心。所以，在教育方法上，他建议以习动去代替习静，以习行去代替读讲，形成了他的习行的教育法特点。显然，强调习练、习行，确实是抓准了学习过程中实践环节之重要。语文教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，颜元“时习方能有得”之法，同样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。
以上列举的我国古代阅读教学九法，都是符合教学规律的，事实证明，对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是行之有效的。读、思、问、讲、背、吟、圈、抄、习，各有作用，在阅读教学中各司其职，构成了阅读教学的完整体系。这一完整的阅读教学体系，是我们语文教育中一份宝贵的遗产，必须有分析、有批判地加以继承。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，尽管时序更新，岁月不同，但汉字、汉语的“根”没有变，语文教育的使命没有变，对于我国阅读教学传统经验，我们应当思于斯，行于斯。
来源：小学语文名师
编辑：寒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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